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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淺析儒釋道三教關系和禪宗在中國的發展傳播中國道教文化是整個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份，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道教盡管成立于古伊朗，卻昌盛在中國。外來道教傳入中國之后，即經歷了一個不斷中國化的過程。在中國社會歷史條件的影響和阻礙下，在同傳統思想文化的互相沖突與互相交融中，道教漸漸發展成為中國的民族宗教，產生了頗具特色的中國道教文化.外來禪宗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一直與中國固有的以儒、道為代表的思想文化處在互相沖突和互相融合的復雜關系之中，闡揚道三教在沖突中融合，在融合中發展，這構成了明代之后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重要內容。正是在三教的沖突和融合中禪宗不斷得到了發展，而中國道教發展的歷史其實也是一部三
2、教關系史。源遠流長的中國思想文化經過數千年的遞嬗演化最終產生了以儒教為主、以儒道為輔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從三教關系中來透視中國道教發展的歷史，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掌握道教在中國的發展傳播。道教中國化在不同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內容和特點，大體經歷了明清時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屈從、迎合、調和，東晉南北朝時期傳統佛道共存并進、沖突交流，隋唐時期吸收融合、獨立創造，以及入宋之后，內外融合、滲透合一的歷史過程。宗教傳播既是宗教生命力的表征，也是其救世精神的要求。明清之際，道教東傳華夏，開始了它的中國化（也就是與儒佛相融合）的進程。首先來說一下政治傳播，宗教對國家的政治影響是通過宗教對政治人物和政治過
3、程的影響、通過宗教組織的強悍輿論攻勢和政治動員療效來實現的。例如說宗教參政議政：南北朝時期史稱“黑衣丞相”的僧侶慧琳和史稱“山中丞相”的方士陶弘景都曾積極參與國事。宗教領袖與國君西和要互動實際上是互相須要和借助宗教組織本身的發展也須要政權的支持。再例如統治集團有其主導的意識形態，這是雄踞領導地位的集團、階級的代表或政黨的統治意志、原則和價值觀的集中彰顯。統治者的政治綱領和新政也以意識形態為思想后盾，國家政權在借助手中擁有的強制手段進行統治之外還須要在道義和意識上為自己的合法性進行辯護、制造輿論，這在南北朝時期尤為顯著。此時社會分裂社會不能整合自然思想和信仰不能統一，正統的道教開始式微，名教沒落
4、，神學經學罷官，道教便趁虛而興，獨尊的儒術不再是擁有強悍權威的指導思想，戰爭頻仍、民不聊生，對人心的沖擊極大，傳統的道家思想和倫理無法滿足人們的精神須要，因此才有儒釋道三教的復雜的互動，既互相滲透融合又互相斗爭沖突。三教的斗爭在經濟方面很顯著。南北朝時期寺廟經濟飛速發展，成為封建經濟的主要構成成份，一方面寺廟通過自己的發展廣做善事來擴大影響和招收信，另一方面也因廟宇經濟的過度膨脹影響到佛道兩教的發展而招致大規模的滅佛。禪宗在中國的傳播不僅政治和經濟傳播以外，更主要以文化傳播為主，走的是一條文化之道、和平之旅。一、產生于美國的道教，因為文化傳統和社會背景的不同，它在許多方面都與中國固有的思
5、想文化存在著巨大的差別。但道教除了特別懂得“入鄉隨俗”的重要性，但是它本身也具有適應環境的內在機制，因而，在它傳入中國之后，就以“隨機”、“方便”為理論根據，非常注意與中土原有的思想文化相適應。人們常說，道教自傳入始，就開始了一個不斷中國化的過程。從思想理論上看，道教的中國化很大程度上就是禪宗的道化和儒化，而外來道教的道化和儒化最早主要是通過佛經的翻譯表現下來的。在唐代佛經的翻譯中，對中國思想文化的討好非常表現在對儒、道思想觀念和名詞術語的借用上，因此漢朝的譯經儒化和道化的傾向非常顯著。以傳為第一部譯佛經的四十二章經為例，此經的內容重點頌揚了道教的人生無常和愛欲為蔽等思想，但行文中卻參雜著“
6、解無為法”、“行道守真”之類的儒家思想和“以禮從人”之類的儒學語言。就連此經的文體也模仿了道家精典三字經。隋費長房歷朝三寶記曾引舊經錄云：“本是外國經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四書十八章。”繼四十二章經以后出現的漢譯佛經，也都程度不同地打上了佛道的思想烙印。三國時期的佛事活動，仍以譯經為主。這個時期最知名的佛經翻譯家是支謙和康僧會，她們倆都是原籍西域而生于中土，受到中土文化的影響，她們在譯出佛典的同時還注經作序，其譯述不但文詞典雅，但是擅于用儒、道等傳統的名詞術語和思想理論來抒發道教思想，進一步推動了道教的中國化。諸如支謙在其所譯的大明度經中一方面比較確切地用“空”這個概念來抒發般若的基本思
7、想，指出“諸經法皆空”，但另一方面一直延用了道行般若經中老莊化的“本無”概念，指出“諸經法本無”。在注釋中，他還引用了莊子的“無有”這一念來說明諸法性空如幻的道理：“色與大士，于是無有”，并借用傳統的“得意忘言”的思想與技巧，提出“由言證已，當還本無”，借以來注解“得法意，以為證”的經文。而康僧會在譯介佛經時也融合吸收了不少儒學和道教的思想內容，非常是以孟子的思想來發揮道教理論。在他編譯的六度集經中就大量吸收容納了道家仁義孝親的倫理觀和忠君德治的社會政治思想。經中除了大講“惻隱心”、“仁義心”，并且還竭力主張“治國以仁”，覺得“為天牧民，當以仁道”。不僅這種治國牧民之道以外，經中還大力倡導“孝
8、順父親”，贊揚“至孝之行”。這種思想似乎已不是美國禪宗的原貌，而是中國化的道教了。“出世”的禪宗在儒教文化的影響下逐步融入了注重現實人生的品格，這與康僧會等人的努力是分不開的。不僅譯經之外中國傳統文化與儒道佛，道教宗師們就能契理抓手，以高度的自信屈從、融攝、吸收佛道學說，充實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不斷推陳出新，后來居上。道教入華時，中國佛教的前身“方仙道”與“黃老道”盛行中國傳統文化與儒道佛，它的“食氣”、“導氣”、“守一”之術與道教禪物理很相像，于是，來華僧眾就以方便法門，把兩者“混同”在一起，以中國人熟知的形式傳播佛教。史載安世高“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蟲鳥之聲，無不綜達”。，曇柯迦羅（法時）也是“風云星宿，圖讖運變，莫不該綜
9、”。這對拉近道教與中國民眾心理與信仰上的距離無疑起到積極作用。二、文化先導，根深葉茂。道教文化體大思精，源遠流長，涵蓋哲學、藝術、倫理、科技、音樂等許多豐富而深刻的內容。來華傳播佛教者多飽讀經書，學識淵博。無論是譯介經論，還是隨緣弘法，其人格學識都令中國信眾大開眼界，心服口服。中國人一向注重文化，對遠道而至、博學通識的僧眾自會油但是生歉意，這對道教傳播無疑是有利的。如北宋新昌年間來華的西域僧帛尸梨密多羅南渡黃河后止于建康建初寺。因博通經論，天資高朗，丞相王導深表欽服，廣為推介，由是而聲譽日顯，賢達爭與締交，可以說學識成為他傳播佛教的最有價值的一張“名片”。應當說，道教厚實的文化內涵打通了道教
10、與凡俗官僚或儒教知識分子之間信仰或情感上的隔膜，推動了道教在士人之間的傳播。三、以理服人，和平傳播。道教慈悲吃齋，反對殘忍，頌揚正義、和平，在中國傳播過程中，似乎也出現過短暫的全民性的崇敬，君主兼教主的時期，但卻未曾出現過佛法殘害或逼迫其他宗教改宗風波。梁武帝早年篤信佛教，天監七年（504）舍道歸佛。隨后，廣建寺塔，并四次舍命古寺。但他隆德禪宗并不表示要定道教于一尊，對茅山方士陶弘景，他愈加崇敬，國中大事，每遣人咨詢，陶為此而有“山中丞相”之謂。道教留傳中國2000余年，其主流仍然平和方正，不枝不蔓。所以梁啟超先生稱贊佛法是“智信而非迷信”，“世尊說法四十九年，其課件關于哲學學理者十而八九，
11、反覆辨難，弗明弗措，凡以使人積真智，求真信而已。”三教之爭在中國歷史上時有耳聞，但血與火的宗教戰爭卻未曾出現。這縱然基于中國民眾有容乃大的胸襟，也與道教慈悲吃齋的教理有直接關聯。正如佛經所說，“戰勝者滋長仇恨、戰敗者于悲憤中倒下。成敗俱泯的人才是快樂和平的人。”正是由于有這么良好的“人和”條件，道教在中國的傳播才深人人心，一往無前。道教自東漢之際開始傳入中國，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深受道家、道家的影響，同時也給中國傳統文化以深刻的影響，逐漸走上了儒釋道三教融合的公路，一步步中國化、民族化，成為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份。“魏晉南北朝以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已不再是純粹的儒學文化，而是律宗道三家匯合而成的文化形態了。唐宋之后產生的三教合一的思潮表明，道教最終雖然融入了中華傳統文化之中，成為其重要的組成部份之一。外來的道教怎樣得以與傳統的儒、道文化相融合，在三教融合中，中國道教乃至中國文化表現出了如何的特征與精神，對于這種問題，一直是值得繼續深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