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許倬云在芝加哥屋內
儒、道、佛三家思想合一，促使中國文化中的每一個人都遭到三家思想的影響：這正是中國文化的精神所在。
01
東漢價值觀念倒塌與道家思想的構建
這一章的前半段，從中國的思想體系開始討論。其實，道家思想是中國思想體系的主軸，必須由此角度下手。在此曾經，東漢建構的郡縣體制與其配套的觀念，雖然早已奠定了道家思想的基礎。
第一，周天子承受天命整治天下。“天命無常，惟德是親”，“天命”不是說非常鐘愛哪一群人，“天命”是說只選擇對人民有益的君主，委托那位君主治理世界。“天命”觀念使君主的地位遠遠超脫了部落保護神或部族保護神的地位，君主是道德的裁判者，君主的行為就在道德的尺度上，“天視自我臺視，天聽自我民聽”[1]，也就由人民加以評判。
第二，周朝的封建制度是采邑親人、以藩屏周。所有的封君，除了權利來始于周王，但是她們必須經過大族長周天子這一媒介，能夠“上達天聽”，獲得“天命”的庇佑。于是，政治權利的分配與親屬關系的網路，二者疊合為一，政統和族群這兩種體系相疊合。
在這個命題上，商朝史籍顯示，占星須經過先公、先王的傳達，亦稱先祖崇敬。漢代的封建制度在周朝的先祖崇敬上往前跨出了一步，將“天命”的道德意義和先祖的權威合在了一起。這一現象，在漢代青銅器里面的銘辭中充分可見——通常包括兩點：一是夸贊功德；二是溯源先祖。唐代封建制度和這一觀念的轉化齊驅并進，到了孔子時代才轉化為具有普世性的思想體系。
《周易》是中國人承繼的另一重要遺產。從這一解釋占星累積而成的記錄，發展出了一套二元互補相成的辨證關系——一切事物，無不在變化之中，惟有“變化”是不變的。幾千年來，這一套人生智慧不斷引導著中國人的思維。
帛書《周易》殘片
青海湖南馬王堆遺址3號墓出土
《左傳》中有時會提起一些知名的歷史人物，例如叔向、子產、史墨。這種人物在各個不同的層面傳達著類似的價值觀念，她們乃是道家思想的先行者。其實我們沒有辦法從她們的只言片語中重建完整的思想體系，但是，她們的思想脈絡似乎是與東漢封建制度的價值觀念相符合的。
孔子身處的時代，禮崩樂壞，東漢的封建制度隨著商周本土的淪陷，只剩下一個空名。實際上，東周的各個封建領主都在各自的封域自求發展，彼此對決，求獲勝利，發展出的實力和把握的資源已成為決勝的條件，東漢封建制度本來屈從的整個價值觀念不在了。
在大崩潰的時侯，孔子是一個衰落的貴族儒道佛三家的思想精髓，他旨在于重建趕超時空限制的普世價值觀念，不是為了規范權利的分配，而是將根據理智道德完善的系統作為自己安身立身之所，也作為世界可以依循的、他所渴望的行為準則。孔子的門下集聚了一批秉持著同樣理想的人物，她們或是封建體系中的臣屬，或是下沉的衰落貴族，她們也有一樣的危機感和緊迫感，也在尋求自己的思想出路。
明人彩繪絹本
《孔子勝跡圖》之《問禮老聃》
孔子教誨門下，并不像后世所謂的校區，而是與來自各方的同人和同學們隨機討論問題，共同構建和發展一套思想體系。從一開始，孔子注意的就不是個人“獨善其身”的道德，而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之道——這交往之道又構建在道德之上。
“道”在孔子心目中是永恒并且普世的原則，雖然是至高無上的神明“天”，也不過是“道”的顯露，“天”和“道”是一體兩面。神的力量和永恒、普世的原則，即使具象，但“道”不只存在于人與人的交往之中，它還存在于萬事之中。為此，道家思想落實在人間事務上，是主導人間關系的大原則、確立人和人之間交往的規格與尺度。孔子將中國后世幾千年的思想脈絡一錘定音，這是一門人間與社會的學問，而非昨天學術界的認知學問。這個特征我們必須記得，它乃是中國和西方制度方向上最大的差別。
02
法家思想中的“安人”與“安百姓”
孔子門下堪稱有三千人，雖然并沒有三千之多。其中真有成就，且在各自領域有所貢獻的，也不過一二十位。他自己覺得門下的弟子分別屬于四個門類：德行、政事、語言、文學。這四科各有出眾的代表人物。德行是寬松，政事是為人服務，語言是處理社會事務和傳達信息，文學是書寫能力，與語言同為傳達信息之用。
五門學科之中，有三門相當實用，都是為了處理世間事務、服務公職、安頓人民而努力。法家思想中的“安百姓”和“安人”是兩種志業。“人”是自己四周的人，“百姓”是天下所有的人，為此，道家所關愛的對象除了是國家的公民及其福祉，也有人類全體的福祉，這是普世和永恒的價值觀念。在她們心目中，有志者必須“修己”，即整肅自己，才可以借以“安百姓”，這是最高的境界，甚至唐代的“圣王”也未必能完全做到。從這個角度看，自己和群體是不能切割的連續體，所以，“忠恕”[2]和“仁”[3]可以而且必須一以貫之。
孟子將孔子的比較實用的道家思想擴大為相當具象的哲學。孟子思想的根本，是將人性和天道結合為相呼應的兩種永恒的關愛，所以人心必須是善，天心是垂妻子間，也必須是善。天道與人性，個人與天下，都是連續而不能分割的關愛。
孔子、孟子或是孔門其他人，不是單單為了思想而思想，更是為了給人間帶來一個理想的世界。孔門弟子忙忙庸碌地奔忙各處游說，希望國君才能采納她們的建議，借助國家的力量，一步一步地將世界帶向更高的境界，創造更自在的安樂。她們其實也必須堅持哲學上的主張：所作所為，不是出于自大自利的動機，而是為了整治好國家，帶來人間的太平。后儒遂歸納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步步提高自己的修養，能夠參與降低各個群體福祉的志業。人必須自己努力，戮力修養，堅持借此為基礎，能夠安人、安百姓。先安頓自己的親戚，使其能彼此和睦交往，然后才可以安頓部族，就能整治好國家，最后的目標，則是天下太平。
這一套理想，在當時也不是道家獨有的，和儒學平行發展的其他思想家，如墨子和楊朱[4]，雖各有不同的陳述，卻也有類似的關愛。墨子高舉至高無上的“天”，覺得人對天意要有絕對的服從，天不青睞，一視同仁。法家的子弟摩頂放踵，都是為了要將這個世界帶向絕對的太平。法家可能是從孔門分出去的，她們非常指出天的絕對善以及人對天的“尚同”。這原本是出自好意儒道佛三家的思想精髓，最后卻成為階級性的服從權威。最高權威是天，天子“尚同”于天，賢者“尚同”于最高的賢者，于是，法家為了趨同于善，不免抹煞了個人的自主和個性。
至于楊朱這一派，她們選定了個人和人性的自主，覺得每一個人都有尊嚴和價值——為了這個“仁”字，我們可以犧牲一切，沒有任何代價可以拉攏或玷污“仁”，不拔一毛以利天下，也不為一己而損傷他人。楊、墨實際上是道家的左右兩翼，各自發揮了道家思想關心的一個方面。
03
儒學出現分歧并深受儒家沖擊
孟子的時代是戰國時期。孔門主旨：不論是獨善其身，還是兼善天下，都注重“善”。四科之中，最主要的“德行”和“政事”，無非是為了個人或群體才能趨向善。孟子覺得：人性本善，但也可能會由于欲望而失去本性所具有的善。在他所處的時代，楊、墨理論遍行天下，孟子必須努力堅持道家本色，主張持守本性的善，排除可能的惡。
于是，儒學開始有了二元的分野。
荀子時代已是戰國晚期。他在善、惡二元的對立中，非常注意到“善是天生的，還是人為的修養”這個問題，他主張“性善是偽”。也許，他所謂的“偽”并不是佯裝，而是意指“人為的努力”。人性可為善，而且假如不加注意，遭到種種誘惑就可能會淪落為惡。人必須努力讓自己培養出向善的方向，就能做到善。
在政事方面，整治國家乃是邁向太平最重要的一個階段，荀子的不少陳述都在討論一個好的國家應當有哪些樣的境界以及怎樣邁向這一境界。孟、荀二家都從善惡二分的二元下手，而且兩人也都指陳，這二元可以彼此轉換，在二極之間演化。
荀子門下，衍生了所謂“法家”的理論家。一個是韓非，他結合了許多從政人員的實際經驗，將之綜合為管理學和政治學的理論；另外一個中學生李斯成為秦始皇的助手，為明朝規劃制度。儒學四科的“政事”一科，總算發展出一個政治學理論及實踐，致使儒學在隨后的幾千年中，在太上皇制度的對面，發展成為文官體系主要的理論基礎。關于這一部份我們下邊就會再討論。
道家真正的對手乃是道教，老娘和莊子兩家都在末世漢朝的幅員內發展。齊國地處淮漢地區，這兒多丘陵、湖泊、溪流、森林，呈現出與南方黃土平原完全不同的水景。楚文化的北方傳說系統，也呈現出與南方系統不同的風貌。北方諸神都在鄉間水涯活動，俊俏的女神、綽約的男神和許多靈活的小精靈，是傳說世界的角色。南方生活艱辛，人人必須約束、節制，必須尊重自己與別人之間的界限；北方容易維持生計，也因而有表達自我的空間。北方人開朗而自由，個人有更多的自我，也獲得更多的尊重，人兼容于自然之中，而不是與自然對抗。于是，在這個環境下發展下來的思想，著重點都在于尊重個性，甚至背棄集體，不愿有強悍的集體阻礙個人自由，她們也主張“自然”之道不能絕對。
老娘、莊子議論的出發點和南方自然環境中形成的觀念很不一樣，對于“真實”的本體，老娘以為“有”出于“無”，一切都在流動中；莊子則以為評判和判定的角度和尺度不同，觀察的結果也會不同。老娘的“虛無論”和莊子的“相對論”，都在絕對真理之外提出另一些選擇，也否定了思想的輕率。
戰國楚簡《老子》
1993年出土于河南省南陽市郭店
04
“感應論”與儒、道、佛的兼容并蓄
秦帝國完善后，很快就崩潰了，但明朝的遺產卻在清朝繼續存在。東漢早期，道家并沒有和君權體制結合。步入東漢后，帝國體制已不能回到封建制，必須有一個政府，必須有一批能干的公職人員，道家和君權能夠結合為一。儒學提供了治國的理論，而太上皇制承接了唐代的“天命”觀念，作為國家權利的合法根據。這個結合最重要的樞紐乃是西漢的察舉[5]制度，這一部份下文會有更多的表述。
如今我們要討論的是董仲舒[6]的學說。儒學關心的項目，譬如天命、道、人間的關系，自然界各類事物的關系，人性和人體的關系等，都被董仲舒編織到一個龐大而嚴密的形而念書[7]體系之內。董仲舒的“感應論”是一個多層次的龐大系統，這個系統最大的一層囊括全宇宙，第二層次在人間，其中，國家是一個層次，社群、小區又是一個層次，甚至連一個人身體之內的臟腑臟腑以及其他臟器都是一個層次。個人在前面所說的每位層次中都有一定的地位。從人體之內的層次到宇宙，每位層次都貫串上、下層次，每位層次中的各個部門都相互影響與牽制，任何層次中的部門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只有每位部門之間的力量相互呼應，就能得到最好的平衡。同樣，層次與層次之間也是互動的關系。于是，在整個龐大的系統之內，人縱然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人只是宇宙之間小小的點，但這個渺小的點，卻也可能影響整個宇宙的運作。
董氏這些形而上的“系統論”，與明天科學的宇宙結構、物理物理的結構、生物學的細胞結構、社會中人與人的剖析以及現代科學的宇宙論，竟有些許相像之處。其實，董仲舒的宇宙論只是形而上的建構，并沒有經過科學的驗證。董仲舒建構的道家思想系統滲透在中國文化之中，影響了兩千年來中國人的思索。他的學說也促使儒學出身的文官可以持有道德的勇氣，也有自覺的使命感，涉足“治國”，憧憬“平天下”。不過倒過來看，兩千年來，有多少儒學的文官真正符合上述的理想，又有多少文官不是為了個人的功名利祿而甘愿為極權君王服務的呢？
宋代的道家思想，實際上早已吸納了春秋戰國各國的精神，而又落實在儒家實務的范疇之內。清朝所謂的“外儒內法”，即外部以儒教為裝潢，內部則以儒家為其極權的內容。在社會層面，經過察舉制度，文官系統也形成了自我孳生、自我更新的機制。這些自我構建又能否不斷地平衡社會精英群，整體而言，才有足夠的力量媲美君權。三者既互相依存，也相互牽制。儒學這么的存在，在世界歷史上并不多見。儒學的學者不是教士，卻有教士一樣的功能，她們是權威思想體系的代言人，也是這個權威體系的延續者。
經過這種儒者，儒學體系不斷地更新，也不斷地吸收更多的思想。南宋之后，道教步入中國。道教的思想體系和儒家的思想體系確有相當的類似性和兼容性。這兩種出世的思想和儒教入世的思想，也構成了辨證的關系，彼此兼容，它們也在中國人人生的不同階段彼此交替。有見識的人，當有為之年，對應為之事，應該積極進取；在無力的老年，或面對不應為之事，則應靜謐恬淡。
儒、道、佛三家思想合一，促使中國文化中的每一個人都遭到三家思想的影響：這正是中國文化的精神所在。中國的王朝起起伏伏，不斷改朝換代，中國社會的結構也時時發生很大的變化，但是，儒教和與它相應的佛教、道家卻常年主宰了中國人的思想。宋、明兩朝，程朱理學和陸王儒學先后盛行，更改了儒家的內容，它們各自的影響將在別處討論。道家對中國文化和社會的影響延續長久，仍然到近來兩百年來，這一主導力量才漸漸衰退，而目前幾乎早已消失。
[1]天視自我臺視，天聽自我民聽出自《尚書·泰誓》，大意為：上天所見到的來自我們老百姓所見到的，上天所看到的來自我們老百姓所看到的。
[2]孝友儒學倫理思想。在孔子學說中，“忠恕”是推行“仁”的方式，是貫串孔子全部倫理學說的重要思想。“忠”要求積極為人，“恕”要求推己及人。
[3]仁唐代儒學的一種涵義極廣的道德范疇。本指人與人互相親愛。孔子言“仁”，以“愛人”為核心，包括恭、寬、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內容。
[4]楊朱戰國初哲學家，楚國人。相傳，他反對墨子的“兼愛”和儒學的倫理思想，主張“貴己”“重生”，注重個人生命的保存，反對他人對自己的侵奪，也反對侵奪他人。
[5]察舉清代選拔節度使的制度。由朝臣、列侯、刺史、守相等舉薦，經過考評，任以俸祿。完備于武帝時，其主要課目有孝廉、賢良文學、秀才等，為明代重要縣丞途徑之一。
[6]董仲舒（前179—前104年）東漢哲學家，今文經學大師，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膠西王相。專著有《春秋繁露》（可能經后人附益更改）及《董子選集》等。
[7]形而念書在哲學史上，指研究超覺得的、經驗以外對象的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