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讀書筆記。 主要內容來自胡大年先生的代表作《愛因斯坦在中國》。 作者添加了一些有助于理解的背景信息。
相對論傳播初期，它在中國學術界遇到的阻力與西方和蘇聯學術界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原因大致有兩個：
首先，20世紀初的中國還處于現代物理學綜合研究階段。 接受“相對論”的最大障礙——以太的概念——并不像西方同行那樣深深地扎根于早期中國物理學家的思想中。
其次，20世紀初的中國，隨著政治動蕩，各種思潮紛紛涌現，客觀上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但官方并沒有任何不容妥協的哲學教條。尚未出現。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愛因斯坦的人格魅力愈發凸顯。
由于他的相對論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明確的反戰立場，他被公認為科學革命者和偉大的人道主義者。 他對中國人民困境的同情，對中國反蔣獨裁運動和中國抗日戰爭的支持，進一步贏得了中國知識界的好感和普遍尊重。
然而，隨著1949年革命的勝利，蘇聯對中國的影響逐漸加強。 在蘇聯已產生巨大影響和破壞的“反資產階級科學”運動，也以“學習蘇聯”的名義進入中國，其中包括對相對論和愛因斯坦本人的粗暴批判。 。 結果是愛愛因斯坦在中國的形象開始惡化。
盡管1955年4月18日愛因斯坦去世后，官方媒體發表了一些紀念愛因斯坦的正面文章，但仍然可以看到蘇聯影響的痕跡。
隨著中蘇關系的微妙變化以及蘇聯“李森科事件”的爆發，中國對相對論和愛因斯坦的態度有所軟化。 胡寧、周培源等著名科學家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科普文章，宣傳相對論。 文章甚至愛因斯坦文集的翻譯出版都已正式籌劃。
然而，誹謗和攻擊并沒有真正停止，毒種已經種下，所需要的只是合適的政治氣候。
總體而言，文革之前，中國對愛因斯坦的批評是零星的，主要集中在他的哲學觀點上。 這顯然是因為愛因斯坦本人的哲學思想比較復雜，無法完全融入辯證唯物主義之中。 主義，或任何單一的哲學體系。
小家伙開始行動了
1966年爆發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使中國陷入了災難的邊緣。 中國的科學事業也未能幸免。 除了一批被批為“反動學術權威”的知名科學家外，大批科研機構被解散，大批科研人員下放到工廠或農村。
到1973年，中國科學院下屬的研究所數量銳減至43個，而文革前的1965年，這個數字為106個。
在政治狂熱的氣氛中，一些人看到了通過攻擊現有權威及其成就來成名的機會。
正是這種個人自發的攻擊，引發了中國對愛因斯坦及其相對論的系統性、有組織的批評。
1967年底，湖南中年數學教師周友華到北京宣講題為《從物質矛盾運動研究場的本質與轉化》的論文。
文章聲稱以毛澤東思想為基礎，批判物理學中的場論，特別是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
次年2月，周友華向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物理學家宣讀了他的新“論文”。 物理學家當場駁斥了這一“革命性”的場論，并譴責周友華本人的討論，這在當時是一種不科學、不負責任的態度。 但當時掌握中科院實權的“革委會”認為，周友華的文章政治正確，是應該支持的“新事物”。 正是靠著這樣的支持，周友華才得以在北京繼續推銷他的“新理論”。
最后，“‘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觀點的自然科學理論’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于今年3月在中國科學院正式成立。
“學習班”的成員包括周友華本人以及來自中科院多個研究所的十幾名年輕科研人員。 他們中沒有人擁有研究助理以上的學術職稱。
此外，以在北京航空航天學院任教的孔令華（毛澤東主席女婿）為首的另一批青年大學教師也成立了批判相對論小組。 時任副研究員的數學家秦元勛參加了。
1968年6月，“學習班”寫了第一篇文章，稱之為“批判相對論的開始”。 文章的標題很長：《對自然科學理論中資產階級反動觀點的徹底批判：對相對論基礎的回顧》。 ——光速恒定原理”。
正如人們所預料的那樣，這篇文章充滿了各種政治標簽和借口，與其說是一篇物理學論文，不如說是一篇政治判決。
例如，批評者聲稱，光速恒定原理是西方資產階級反對政治觀點的深刻體現，因為光速恒定意味著“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的終極社會，壟斷資本主義生產力無法被超越”。 ，而西方科學是人類科學的極限。” ”。
批評者還聲稱，光速恒定原理“尚未得到實驗的直接驗證”。 但批評者可能太無知了。 事實上，到了1965年，已經有大量的實驗證據直接證明了光速恒定原理的正確性。
文章最后充滿信心地宣布：無產階級……一定能夠牢牢占據自然科學的一切陣地，資產階級學者做夢也想不到的新科學理論一定會迅速發展。 自然科學真正的新發展時代一定會在我們國家首先到來！
7月初，中科院革委會將這篇文章提交給著名的“中央文革小組”，并附上兩份報告，一份是“學習班”和中科院革委會的報告。
中科院革委會在報告中要求中央批準并支持“學習班”活動作為“典型的經驗實驗”，以便在田間地頭開展類似的批判運動未來的生物學、地質學和其他自然科學。
此后，“學習班”繼續收集材料，撰寫更多批評相對論的文章。 與此同時，學習班的人數不斷增加。
然而，直到1969年下半年，這種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批評才得到高層官員的大力推動和支持。 1969年8月27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當時稱“兩報一刊”）聯合發表了題為《把握對革命的大批判》的社論，提出“需要在科學研究領域進行自然的斗爭、批判和改革”。 更重要的是，這場荒唐的“批判運動”開始受到大人物的密切關注和支持。
他就是時任中國科學院第一副院長、院士（院士）的陳伯達。
大佬支持
陳伯達（1904-1989）在文革初期權力極大。
曾任毛澤東主席政治秘書，被譽為“天才理論家”。 文革初期擔任“中央文革小組”領導人。 到1969年初，他在黨內的地位已升至第四位。
但這是他力量拋物線的巔峰。 從此，他的命運和地位開始發生戲劇性的轉變，最終于1970年8月跌入深淵。
當陳伯達開始關注中科院系統發生的“批判相對論運動”時，他的政治地位正處于微妙而關鍵的時期。 我們幾乎可以得出結論，他希望通過支持這一批判運動來恢復自己的政治聲譽和聲譽。 影響。
此外，陳伯達自身的文化民族主義情緒也發揮了作用。
例如，自1966年以來，他多次公開宣稱：“人類文化始于東方，后來移至西方；經過一個往返，現在正在更高層次上回歸東方。” 1970年4月，陳伯達再次聲稱“過去，科學從西方走向東方，從歐美走向中國。未來，中國將引領科學，為此，必須徹底駁倒科學”。相對論。”
顯然，1968年7月提交給“學習班”的那篇文章一定是他所喜歡的。
為了“領導”對相對論的批判，陳伯達從1969年秋開始派聯絡員到“學習班”，多次向批判運動發出指示。 他還指派了《紅旗》雜志的編輯到學習班幫忙修改文章。 。 在此背景下，當年8月，“學習班”寫了一篇新文章《批判相對論》（討論稿），并于當年10月完成了這篇文章的修改稿。
與第一篇文章相比，其批判基調大致相同，但不同的是哲學批判的基調更高，內容更廣泛。
例如，本文斷言：“相對論的大前提是哲學相對主義；相對論的時空論是資產階級唯我論；相對論的基本原理根本沒有被實驗證實” ……”。
更可笑的是，學習班的一名成員將相對論與年初爆發的中蘇邊境沖突“珍寶島事件”聯系起來，聲稱根據相對論，同時性是相對的，因此無法客觀判斷沖突。 誰開了第一槍？
在陳伯達的授意下，《相對論批判》一文定于1970年1月在《紅旗》和《科學中國》兩刊上發表。
但時任周恩來總理聯絡官、負責中科院工作的劉熙耀對此似乎更為謹慎。 他建議邀請一些著名科學家來審閱這篇文章。
陳伯達同意了，并于當年10月23日召開了專門會議。
參加會議的除了研究班成員（包括周友華等人）外，還有一批科學家，如竺可楨、吳有訓、周培源、錢學森、何祚庥等。甘昌也接到通知但拒絕出席。
會議由中國科學院軍事代表主持。 在軍方代表、中科院革委會委員何祚庥致辭后初中物理科學家及其成就總結，周培源、錢學森依次發言。 下午的會議上，吳又訓、周又華等人也先后發言。 整個會議持續了一整天，最后軍事代表做了總結發言。
當年的會議紀要現藏于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通過這份會議記錄，我們現在知道許多與會者表達了對這一重要運動的支持。 這番表態究竟是真心實意，還是為了避免麻煩而違背意愿，現在只有當事人知道了。
但與會的物理學家中幾乎沒有人同意該文章對相對論的批評。 事實上，即使在“學習班”成員中，后來也有人態度發生了變化，甚至在“文革”后期公開為相對論辯護。
由于參與科學家含蓄或直接的反對，這篇文章在《紅旗》和《科學中國》上的發表最終流產，沒有對中國在國際科學界已經受損的聲譽造成新的損害。
然而，以下一位軍方代表的講話最能說明這場批評運動的荒謬之處：
“我是外行，是持槍者，無話可說。但我有一些樸素的感受，我覺得愛因斯坦需要批評。聽說他是權威，束縛了很多人的思想，所以我想把他塑造成相反的人。”
陳伯達雖然在發表《批判相對論》一文時遭遇挫折，但他并沒有放棄推動這一批判運動。
1970年4月3日，陳伯達在北京大學召開會議，再次鼓勵批評愛因斯坦和相對論。 他要求專業科學工作者向中小學“革命將軍”學習，堅持中小學生也參與批判相對論； 并提出召開萬人批評會。 但由于四個月后他出乎意料地迅速崩潰，萬人批評會未能召開。
不久，陳伯達主持在中國科學院成立了一個名為“批判相對論辦公室”的組織和一份批判相對論的期刊。
該期刊后來被命名為《相對論問題討論》。 該期刊之所以被命名為“討論”而不是“批評”，可能是因為周培源之前的多次警告。
6月，出版《相對論討論》創刊號。 本期共發表6篇文章，第一篇是修訂后的《相對論批判》。 修改后的文章不得不承認相對論不是哲學的。 相對主義。
有趣的是，同一期還發表了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署名“基本粒子論革命批判組”的文章。 這篇文章肯定了狹義相對論的正確性，并列出了23個實驗結果。 證明狹義相對論有堅實的科學基礎。
然而，另外五篇文章對相對論提出了嚴厲批評，其中上海的兩篇文章批評最為嚴厲。
《相對論討論》的出版標志著北京批判相對論運動的高潮，這是陳伯達大力支持的結果。
自從8月份陳伯達在廬山會議上支持林彪集團遭到毛澤東無情批評并迫使他下臺后，北京有組織的批判相對論運動就匆匆結束了。
我們在上海做吧
1970年底，北京的批評以恥辱告終，上海的批評愈演愈烈。 上海的相對論批評運動比北京起步晚，但一直持續到文革結束。
1969年7月，張春橋、姚文元的親信王志昌在上海復旦大學召開會議，動員物理系教師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 為了吸引科學家加入批判，王志昌承諾參與者不參與體力勞動或政治學習。 。
但事實證明，吸引科學家參與并不容易。 比如，物理學家戴先濤在會上問王志昌，批評相對論的科學依據是什么？
盡管王志昌不能也無法給出一個像樣的答案，但這并不妨礙他在復旦大學召集一些激進分子組成一個寫作小組，名為“上海科學革命批評寫作小組”。
“批判小組”主要由復旦大學物理系、哲學系、歷史系的老師和《文匯報》記者組成。 受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編寫組之命。
上海的一些老物理學家從一開始就對這場別有用心的批判運動非常不滿，并以各種方式進行抵制。 然而，這些抵制是非常危險的。
“批評組”曾命令物理學家周同慶等資深物理學家翻譯材料進行批評，并自豪地說這些物理學家是在“自掘祖墳”。 周同慶故意翻譯了一些與批評無關的材料。 他因此受到公開批評和身心折磨。
1969年秋陳伯達支持北京批判運動后，姚文元也開始以競爭為目的介入上海批判運動。 10月初，他召見上海革命委員會寫作組組長朱永嘉到北京，策劃攻擊愛因斯坦。 以及對相對論的進一步批評。
在姚文元的指導下，1970年1月，“批判小組”起草了一篇題為《評論愛因斯坦相對論》的文章，認為“相對論的關鍵是相對主義。相對論的組成部分是：真理概念、形而上宇宙學（和）神秘方法論”，并宣稱“如果不推翻相對論等反動理論，就不可能建立任何新科學或新技術”。
這篇文章最終發表在當年6月出版的《相對論討論》創刊號上。 它在整個出版物中具有最高的批評語氣。
北京“學習班”解散后，上海“批評小組”也沉寂了一段時間。 1971年林彪叛逃爆發后，周恩來開始主持黨的日常工作。
從1971年底開始，周恩來總理開展了批判極左思潮的斗爭。
或許是為了消除陳伯達批評愛因斯坦造成的不良影響，當年11月，周恩來在會見外賓時盛贊了愛因斯坦。 周恩來的種種舉動激怒了“四人幫”，他們迅速組織反擊，而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也被視為反擊的重要組成部分。 “批評小組”立即行動起來，準備了針對姚文元等人的批評文章。
1972年9月，一篇題為《愛因斯坦與相對論》的評論文章得到姚文元的贊同。 按照姚文元的指示，“批評組”將這篇長文改編成四篇文章，分別討論時空概念、運動概念、物質概念、世界觀。 1973年10月至1974年9月先后在學術刊物上發表。 《復旦大學學報》作者署名是“李可”。
由于披著“學術討論”的外衣，“李克”不得不在文章中承認愛因斯坦“在一些個別問題上取得了進展”，比如推翻了牛頓的絕對時空觀。
然而，批評團體在文章中強調，由于愛因斯坦不理解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他的相對論只會把他引向相對主義，最終“滾入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泥潭”。
這四篇文章都斷章取義地引用了愛因斯坦、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等哲學家和科學家的著作。 沒有一篇文章有??一致的觀點或清晰的邏輯結構，也沒有連貫的觀點或清晰的邏輯結構。 一篇文章可以給出真正的科學、歷史或哲學分析。 作者最常做的就是給愛因斯坦的理論及其哲學解釋貼上各種哲學標簽。
從1973年6月起，“批判集團”也投入了宇宙學圍剿。
早在20世紀30年代，基于廣義相對論的宇宙學就受到蘇聯官方哲學家的激烈批評和抵制。 這種批判態度在1949年革命后被中國學術界毫無保留地接受，因此到了20世紀70年代和90年代初之前，中國沒有人投資這一重要領域的研究。
1972年6月，《物理學》雜志創刊。 當年年底，該雜志發表了一篇題為《論標量張量理論中含有物質和黑體輻射的宇宙的解》的論文。 (作者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講師) 方LZ.
這篇支持“大爆炸”理論的文章一出，就引起了教條哲學家的強烈反對。 從1973年到1976年秋，中國全國性報紙和學術雜志上至少出現了30篇批評大爆炸理論或這篇文章的文章，其中不少是“李克”寫的。
順便說一句，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短暫時期，有人將“宣揚‘宇宙大爆炸’理論”視為對方LZ的重大犯罪，但此時已經沒有人對這一指控拍手稱快了。
大批判的后果
1972年，新創刊的《物理學》雜志是當時全國僅有的兩本自然科學雜志之一（另一本是《中國科學》）。
當時它的定位是“一本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反映我國物理學研究和應用情況的綜合性科技期刊”。 其發表的文章首先是《學習毛主席哲學著作在我國物理學研究工作中的運用》、《用毛主席哲學思想指導科學實驗的收獲和經驗》，然后是《創造性的物理學研究論文（包括實驗研究）》。編輯們呼吁“廣大工農兵、革命科技工作者”奮起“支持和幫助”辦好本刊。
從1974年創刊開始，越來越多的政治社論和所謂物理問題的哲學討論開始混入《物理學》雜志。 這一變化與當時的政治氣候是一致的。 眾所周知，“四人幫”于1974年1月推動“批林批孔”運動，阻撓周恩來整頓國家政治生活的努力。
在這種氣氛下，一場圍繞相對論的新爭議再次爆發，而這一次引發爭議的是數學家秦元勛的一本名為《時空》的小冊子。
秦元勛曾在北京積極參加批判相對論運動，運動結束后，他本人也被下放到河南上蔡縣農村工作，但他仍然努力完善自己的批判性思維。
在這本小冊子中，秦元勛介紹了他的新理論，他說這將使普通讀者更容易“理解狹義相對論的空間和時間的本質”，更重要的是，放棄“有爭議的‘光速恒定’”一個因素。” 斯坦假說”。
這本小冊子的想法很快就受到物理學家的嚴厲批評。 1974年8月，一位名叫“甄民”的作者批評該小冊子在基本物理概念和邏輯結構上存在嚴重錯誤。 12月，又有人指出，秦元勛只是重復了1910年以來一些西方物理學家所做的工作。
1975年，《物理》雜志開設新欄目“物理辯論”。 本專欄討論的第一個重要問題是相對論。 為此，編輯發表了秦元勛的論文，發表了三點評論； 此后，該雜志繼續發表了七組討論相對論的文章，??最后一組發表于1977年6月。此時，“四人幫”被捕已經8個多月了。
顯然，這些爭論并非像過去那樣是某些政治勢力操縱的結果，而是參與者用“辯證唯物主義”指導科學研究的熱情所推動的。
《物理學》雜志共發表相關文章25篇，其中15篇是專業科學家（物理學家、數學家、工程師等）撰寫的，其余是業余科學愛好者（中學教師、工人、科研人員等）撰寫的。農村等）知青等）。
秦元勛寫了2篇文章，另有18篇文章評論了他的理論，但只有2篇文章支持他的理論，而且都是中學老師寫的。
然而，反對他的理論并不意味著支持愛因斯坦。 事實上，批評秦元勛理論的16篇文章中，有7篇也攻擊了相對論。
在所有25篇文章中，只有9篇試圖捍衛相對論的主要內容，但即使是這些文章的作者也常常批評愛因斯坦的所謂唯心主義和他自己對相對論的哲學解釋。
隨著“四人幫”的瓦解和“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中國政局開始回歸正常，學術界隨之而來的反思和“撥亂反正”。
1977年12月，《物理學》雜志發表范岱年的文章，公開譴責1969年秋后陳伯達、姚文元領導的反相對論運動。
雖然范岱年的文章沒有觸及1969年之前和剛剛在《物理學》雜志上圍繞相對論和愛因斯坦的討論，但這篇文章的發表，預示著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全面反思的開始。
結尾
1979年3月14日是愛因斯坦誕辰100周年。 此前，2月20日，1000多名中國科學家在北京舉行盛大聚會初中物理科學家及其成就總結，慶祝愛因斯坦誕辰100周年。
這次集會的目的之一是“恢復他（愛因斯坦）偉大科學家的光輝形象”，因為文革期間，愛因斯坦的聲譽在中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羞辱和誹謗。
這次聚會是徐良英于1977年3月提出的。1978年，中國物理學會批準了他的提議，并于當年9月21日請示中央。 30日，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鄧小平批準了這一請示。
中國科協代主席、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周培源在大會上發表主旨演講。
周培源在講話中正式譴責文革期間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批評，贊揚愛因斯坦一生“極其輝煌”的科學成就，并對愛因斯坦的哲學思想進行了新的闡述和解釋。 周培源最后向中國科學家發出呼吁，要求他們學習愛因斯坦“崇尚理性、關心和尊重人、反對偶像崇拜、反對專斷的民主精神”。
這清楚地表明，1979年后的中國，愛因斯坦不僅恢復了科學巨人的形象，而且成為了“民主斗士”。
歷史的巨輪經歷了漫長的輪回，終于回到了更高的起點。 這恐怕超出了當時猛烈批評愛因斯坦的人的想象。 諷刺的是，這一切恰恰符合他們一直想做的事情。 “辯證法”的規律。
參考
《愛因斯坦在中國》（中國與：The of the and His In China，1917-1979）； 【美國】胡大年撰； 世紀出版集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 2006 年 7 月版，第一版